摘要：作为一种哲学理念的数字极简主义，旨在减少和调整数字成瘾对日常生活时间的抢占、日常生活质量的削弱和日常生活自主权的剥夺，而作为一种日常实践的数字极简主义，要求人们培养深度工作的能力和习惯，以填补放弃使用数字技术而节省出来的闲暇时间，从而过上一种更加充实且富有意义的优质生活。在数字化日益盛行的智能时代，秉持数字极简主义的理念去重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有利于维护注意力资源的明智选择，也是一种清醒地接纳数字介入生活的自主意识。作为一种成熟的技术使用理念，数字极简主义展示出其对技术资本化操纵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但是由于它将日常生活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剥离了出来，只涉及日常生活而无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意义，数字极简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与重构注定是一种有限的化用，其空想主义的成分是遮掩不住的。

关键词：数字极简主义；日常生活批判；人机关系；技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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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林.作为日常生活批判与重构的数字极简主义:语境、复原与限度[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34(02):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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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万物互联最日常化的一个生活场景就是，手机智人会同时拥有和使用好几个社交媒体账号，每天要花大把的时间上网，有些人甚至只有等到睡觉的时候才会与网络断开连接。他们的眼球被劫持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正在将他们的眼球深度粘黏在屏幕上，尽管这以眼部疲劳和各种各样程度不一的疾病为代价。对体力劳动者和技能工作者而言，上网玩手机是打发无聊时光的业余消遣，而对网络时代兴起的知识工作者而言，万物互联则是利弊同在的劳动吮吸器： 一方面全球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平台和资源，另一方面海量资源让他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不得不培养出一种新的技能，即在单位时间内处理多线任务的能力。深度工作（deep work）的倡导者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认为，这种可视的忙碌正在消耗他们切近深度工作的潜力，而他们尚未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哪怕有所察觉，他们试图改变生活的想象力也被技术垄断给辖制住了。“在工作中，当生产能力和价值没有明确的指标时，很多知识工作者都会采用工业时代关于生产能力的指标，以可视化的方式完成很多事情。”这就是说，知识工作者的这种忙碌不是生产能力提高的指征，恰恰相反，他们陷入了一种无力证明自身价值而不得不屈从于计算理性的工作背景之中，这有违知识工作者的价值原则。深度工作之所以能够成为信息经济时代的核心货币，乃是因为它是一种切近极限的工作状态，它不仅能够给工作者带来最优体验和深刻的满足感，而且作为一项核心技能，能够帮助那些不想因为技术进步而被资本主义裹挟的劳动者在激烈的劳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面对人们的注意力被数字化生活所吸引和占用的现实情境，卡尔·纽波特主张通过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的理念和实践来说服知识工作者摆脱技术垄断的文化理念、摒弃数字技术的高频干扰、明确数字技术的辅助功能，从而建立一种能从新技术的发展中获益而不是深陷数字成瘾的良性人机关系。在他看来，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成熟的技术使用理念，让它植根于你的深层价值观之中，为你解决如何选择工具及如何利用工具的问题，同样，让你自信地忽略掉其他不需要的一切”。数字极简主义直指互联网一代建设日常生活的无能，期望将他们从网络日常生活的沉沦中拯救出来，唤醒他们去建设一种更加令人满意、健康、充实且自由的日常生活，这彰显出数字极简主义蕴含着批判日常生活无意识的存在论意蕴。卡尔·纽波特看到了影像世界和视频景观正在侵蚀人们深入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问题是，这种批判性思维仅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范围内去解构技术文化的垄断性而尚未深入日常生活沉沦的深层生产地基，如此，即便数字极简主义是有效的，它也无力召唤出普遍的深度工作能力。

一、数字焦虑： 数字极简主义出场的现实语境

数字极简主义关注的是一个真问题，它敏锐地洞察到信息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一代正在遭受日新月异的数智技术和网络复合体的侵扰，可是他们却处于一种茫然无措和无能为力的虚弱状态。对于上一辈的人来说，数智技术是一种新事物，他们能够在这种新旧交替的社会变迁中感知和发现“过去习得和沿袭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人类状况，而应对挑战的新方式和更加适合于新情况的新生活方式又尚未发现、就位和发挥作用”。可是，对互联网一代而言，数字智能化则是他们成长的生活背景和工作背景，这种熟悉感带来的时代状况是他们对技术更新带来的新事物和新变化感到兴奋并抱有期待，父母辈的焦虑和担忧让他们反感甚至无法理解，即使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正在或已经付出了数字成瘾的健康代价。事实上，互联网一代也会焦虑，只是他们的焦虑在于与网络分离，常常是离开即时通信软件一小时就会让他们坐立不安，生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长久地远离电子产品就更加不可能了，更不要提在一天的工作时间中丢失手机和断网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况，只有在睡眠时间暂别网络才是可以容忍的。人们生活在机器之中，机器也参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构成。

即便代际之间的焦虑差异如此鲜明，他们依然会有一个共通的感受，那就是他们都会不自觉地进入技术使用的强迫性重复之中——“在网上闲逛3个小时却对自己的行为丝毫没有察觉，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想干什么——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卡尔·纽波特将这种无意识的超预期的刷屏行为定义为数字成瘾。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更悲观，他认为常人对数字化产品的消费和吸收已经“到了中毒甚至是致命的程度”，技术通过消灭时间而将社会生命推进了一种无间隙的联网状态。用拉康的话来讲，手机、电脑和网络乃是抽灵机，“这是一种吸走享乐，并以编码形式将其不可磨灭地铭刻在真理球（alethosphere，源自alethia——希腊语中的真理一词）上的装置”。不在网络上留下印记，就仿佛不曾活过，生活被化约为纯粹的数字记录。尽管代际之间对数字化生活的认识是不同的，但是依然存在一个基本的数字焦虑共识： 始终联网的生活让人们处于一种持续的不安状态，尽管新技术是有用的，但是它侵犯到了用户的自主权，技术使用的失控让人们普遍地觉得不爽。

然而，这一日益上升的数字成瘾问题在马克思时代却是一个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不止一次提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都清楚地知道，工厂中的机器体系以一种异己的权力作用于工人阶级的手和脑，“机器、建筑物、原材料等”是“充当劳动吸收器”的客观物质存在，因此机器体系乃是工厂主和资本家用来剥削劳动的手段，工人和机器体系之间是一种敌对的竞争关系。于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就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机关系： 第一种表现为资本家狂热地节约和爱惜机器体系，这既体现在资本家总是竭尽所能地降低机器体系的沉没成本而萌生的剥削劳动的无节制贪欲，又体现在资本家强加给工人的纪律，这是因为从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的那一天开始，机器体系就是一种赔钱的玩意，只有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才能尽可能地保存其作为预付资本的价值。第二种表现为雇佣工人对与之无关系的机器体系的毫不关心，他很清楚资本家节约劳动资料的出发点与他绝对不相干，资本家施加的纪律是一种身心的摧残和折磨。“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为了提高利润率，资本家会迫使工人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工厂中；为了节约建筑物费用，资本家会让工人挤在狭窄且危险的工作场所，既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也不添加任何安全设备，丝毫不在乎生产环境对工人造成的身体损害，并把任何一种合乎人性的设备视为多余。因此，机器节约只与资本家有关，对工人而言，“如果他不是被迫节约这种财产，那么浪费一点，对他说来毫无关系。而在属于工人自己的工厂，例如罗奇代尔的工厂中，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这一阶级差异的根源在于机器压根就不属于工人，只有资本家才能购买和占有它们，这一异己的财产只会从工人那里掠走生命力，它们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浪费神经和大脑。

如今，互联网一代已经能够轻松购买和拥有诸如手机和电脑等智能设备，但是一种和谐的人机关系没有自动到来；更糟糕的是，哪怕深切地感受到来自机器体系的吮吸，他们也不能轻易从网络生活中独立出来，更不要说与之毫不相干了。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分析过这一问题，“占有机器体系与占有技术绝不是一回事，人们可以轻松购买到机器设备，但却不能任意更改和消除技术应用的规则，他们在使用机器体系的过程中反而会受到技术官僚化、资本化与虚无化的辖制”。正如鲍曼所指出的那样，“丢掉了笨重的机械和大规模的人员这些负累以后，资本充其量只是带着一个仅仅装有公文包、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的行李箱轻装旅行”。自由的不是手机智人，而是资本，资本逻辑的内在稳定性决定了“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保证和实现的”。比如，人们能够肉眼可见地观察到人工智能质的飞跃和进步，却没有看到在这背后是由发展中国家廉价工人的微工作促成的。在印度、委内瑞拉和肯尼亚等国家的边缘群体中，诸如“给视频分类，转录音频，或给算法展示如何识别各种猫的照片”等微工作不是将他们确证为人类，而是将他们贬低为计算机基础设施，“微工作没有权利和安全保障，也缺乏日常规律性，而且报酬极为微薄——虽然让一个人免于饿死，却让其在社会上处于瘫痪无力的状态”。在中国的贵州，很多为AI标注的“愚蠢”工作是由贫困县里的妈妈工人来完成的，她们不仅被塑造成用之即抛的“好用的棋子”，而且不被大众所看见，也未被准确书写。这种日益紧密的人机关系是以极端的牺牲和浪费个人为前提的，因此，尽管人机关系已经从以前的无关系走向现在以占有为基础的强关联状态，人们对机器的操心已经胜过他们对周围人的关注，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能力从这种更加紧密的人机关系中解放出来。

在数字成瘾背后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焦虑不安，那就是普通人不仅没有因为占有机器而改变其臣服于机器体系的卑微姿态，反而越来越不能控制其使用机器的情绪和意志了。从现实情境出发，数智技术笼罩着互联网一代的日常生活，从现实语境来看，他们似乎已经逃不出数智技术所打造的日常生活世界： 他们不仅在工作的时候与之打交道，而且在工作结束之后的闲暇生活中也与之绑定在一起，他们与机器一起生活的时间远比与亲人和伴侣一起生活的时间还要长，以至于想象没有机器的生活远比想象没有伴侣的生活还要艰难。

二、重建日常生活： 数字极简主义的存在论意蕴

仅仅是揭明数字化存在的深层焦虑乃至不安并不足以彰显数字极简主义所包含的深层存在论意蕴，其真正的重要性和应该得到重视的必要性在于它看到了由景观社会和影像世界所构筑的网络生活正在挑战人们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这是因为数字时代的知识工作者从事浮浅工作（shallow work）的任务量在不断加大，以至于大多数人正在丧失其进行深度工作的能力，这意味着数字智人不仅缺乏在物理环境的现实世界中从事深度工作的身体活动，也缺乏深度工作所蕴藏和能够开创的无限潜能。浮浅工作是指“对认知要求不高的事务性任务，往往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开展。此类工作通常不会为世界创造太多新价值，且容易复制”。存在这种工作本身是很正常的，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要彻底消灭它，显然那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其任务量的加大正在日益消耗人们工作的价值和瓦解他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一方面，互联网文化是关于自我膨胀的个人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一种呈现，它简易、浮躁、喧哗、快捷、浮浅，创造新价值的苦功夫在这里不受欢迎，即使受欢迎也很快会被其他新鲜的玩意给遮蔽掉。另一方面，由手机或电脑屏幕中介的虚拟活动与现实世界中人们直接从事的身体活动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电脑和手机界面展开的是一种扁平的工作环境，虽然它具有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优越性，并且让知识工作者的劳动变得更加简易可行，但是这种高效严重削减了身体活动，同时也屏蔽了物理工作环境中潜藏的多种可能性。其次，它不能像深度工作一样带来真正的满足感，木工与他雕琢的木头之间是一种亲密关系，只是动动手指敲敲键盘就完成的低技能工作除了能为工作者带来一份微薄的薪资，不仅不能为坐办公室的人带来更多的获得感，而且日复一日地重复还会招致他们的厌烦和冷漠。屏幕中介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他不再有动力去接触屏幕外的现实世界，这种感性的躬自亲行的生活世界经验的匮乏为技术垄断论创造了现实的可能，马克思哲学意义上所强调的改变世界的欲望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者解释世界的力量给遮蔽了，他们不仅远离了本真的生活世界，也远离了生活世界中正在发生的真实苦难，阐释性劳动不再铿锵有力了，蕴藏其中的情绪性力量不仅放大了自我，也放大了改变现状的困难，行动成为一种奢望。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随身携带手机的紧迫性实际上被夸大了。大多数时候，一条消息已读不回，错过一个电话，一封邮件明天再看，甚至开启飞行模式、关掉手机并不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或伤害。尽管很多人承认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了预期计划，但是他们除了心理上有点懊悔，在实际行动上常常无视这种强迫性参与技术行为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就此而言，数字极简主义的倡导和实践带有将人从技术沉沦中解放出来的冲动，其根本着眼点仍然是感性的现实的人。

在现实层面上，飘浮在云端是一种严重损害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的存在方式；在理论层面上，数字化生活的虚化取向偏离了马克思的实践生活哲学。“如果没有一个确保正确性的坚定可靠的保障，那么生活在许多相互抗衡的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之间就是危险的，也是需要付出高昂的心理和精神代价的。”马克思哲学与过去一切形而上学相区别的根本就在于马克思为人们对生活世界和生活世界经验的认识找到了一个“根”，即实践，这个根像一个抓手一样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找到了一个硬核的基础，如此，不论世界怎么变化，人们都能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相对安全且可靠的心灵归属。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直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者地位卑微，加上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生活资源有限且严重匮乏，这使得大多数人要么过着一种臣服于自然的生活，要么过着一种臣服于上帝的生活，他们的主体意识尚未觉醒，这种外在于自己的生活让他们过得“头重脚轻”，精神的伪充实让他们像一台机器一样不知道何为共同利益，更无从知晓他们手上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在《提纲》的第八条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虽然数字时代出现了很多马克思时代未曾出现的新问题、新变化和新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已经完全丧失了解释效力，马克思思想因其深入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依然具有跨越时代进行批判未来的理论潜力。反观数字化生存方式中的手机智人，他们拥有了过去一切时代所没有的智能设备，不仅能够快速搜索他们想要了解的信息，而且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帮助，可是他们却蜗居于格子间的一角，在电子屏幕的快速闪动中为眼花缭乱的多元信息所困扰，他们既不能分辨信息的真伪，也不能独自做出正确的选择。更致命的是，即便是从专家那里也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因为专家之间有时也会存在显著的争议。这就是远离实践的后果之一，在许多突发事件和棘手的疑难杂症中，手机智人无法信任他者，他感到深深的迷茫、孤独和无助。这也是原子化个人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生活难事，虽然在很多时候他可以做到勇敢、坚强、独立，不依靠任何人的同情和施舍，也不为熟人社会所捆绑，但是这样一个自负盈亏的强者形象是一种理想的愿景。《提纲》第六条中，马克思把人本质性地诊断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根本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团结的意识，毕竟人不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原子，他不仅有最基本的自然需要，还有随着生产发展所生成的更高的社会历史需要，而这都不是靠单个人或某种英雄主义就能满足的，必须有大量成群结队的人一起做。原子化存在看似无拘无束、自由洒脱，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一定总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个人有时候并不能很好地预估到自己日后会为自己的极度个人主义承担怎样的代价，回归生活共同体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团结起来一起面对代价，即使不能化解苦难，也可以把损失的程度降到最低。生活在一起，才是更有深度和更优质的生活选择，也是社会生活关系本质的基本要求。数字技术的好处在于它能够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在时间上快速连接在一起，但它同时也将人在心灵空间上分割开来，面对面的交流总是被数字媒介所干扰和打断，对技术更多的期待和信任隐含着对他人更少的期待和信任，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物理在场而精神分离的状态。当然，工具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手机智人的本质性在数字化生活状态下也可以归结为一切数字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这一总和已经偏离了生活共同体的要义。“如果技术将我们与自然分离，它就带给了我们某种类型的死亡。但是如果技术加强了我们和自然的联系，它就肯定了生活，因而也就肯定了我们的人性。”说到底，我们承认人类的技术性，但是不能接受数字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否定和对人性的蚕食。

数字极简主义的理念与实践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日常生活哲学，也是一种朝向日常生活解放的努力，这要求其追随者和践行者提高其建设日常生活的能力，对技术从他们那里零敲碎打地挪用的生活时间有意识地重新加以规划和利用。

第一，虽然数字技术具有虚化日常生活的取向，但是作为一种积极生活的数字极简主义并不要求数字极简者彻底抛弃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成熟的技术使用理念，数字极简主义要求数字极简者辩证地、审慎地看待技术的利弊效应。在这里，数字极简主义哲学隐藏着一个理论预设，即技术是中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者能否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倘若数字用户能够将自己从对技术的痴迷和依赖中独立出来，那么技术就能够成为达成目的的有效手段。不仅如此，数字极简主义者坚信新技术能够为人类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与偏激的卢德主义和数字成瘾相比，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中庸的权衡之道，它要求数字用户能够清醒地把握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数字极简主义强调数字化生活中充斥着大量无用且耗费时间和精力的社交，手机和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将人们的注意力吸走了，以至于他们已经无法分清真正的交谈与线上交流的区别。如此一来，尽管数字技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为社会生活带来的益处却会大打折扣。由于无法敏锐地感知到屏幕那头对方的情绪，他们有时候甚至分不清究竟是屏幕那头的人更重要，还是与他面对面交流的人更重要： 究竟是人与机器的关系更亲密，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亲密。

第二，数字极简主义奉行“少即是多”的价值理念，主张通过数字断舍离或数字清理（the digital declutter）的方式将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和最必要的时间区间内。数字极简主义并不致力于消灭浮浅工作，而是要人们在认识到注意力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学会进行减量处理。在信息经济时代，深度工作能力之所以能够被建构为一种匮乏，根源就在于注意力由于受到数字化生活方式的侵蚀而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注意力并非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它会在使用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消耗，会随着人们心境的糟糕而变得涣散，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也会随着日常琐事的增加而徒增疲劳甚至走向枯竭。因此，把时间从数字成瘾中释放出来不是目的，用高质量的活动去替代或填补放弃技术依赖而空出的闲暇时光才是归宿，这是在恢复人的时间自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复原注意力资源而致力于将时间纳入更有价值的生活安排之中。与此同时，这不是要求人们紧绷自己的神经，强制将大脑从浮浅模式转换至深度模式，而是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建立一种习惯，达到一种“劳而不倦”的深度工作状态，即在保持高度专注的状态下尽可能少地消耗人的意志力。也就是说，暂时性地离开技术不是目的，永久性地转变数字技术使用理念，度过有意义的数字生活才是归宿。在卡尔·纽波特看来，那些强迫性使用手机的人并非意志薄弱，而是用以打发生活的无聊和空虚，正是因为无法在浮浅工作中获得深度满足感，他们才会无法接受在闲暇之余随之而来的无所事事感。围绕深度工作重塑日常生活，可以将人带入一种更为优质的生活中去。

最后，数字极简主义让人们认识到除了生存，还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生存与生活最大的区别就是生存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生活不只是解决问题，还可以有无所事事的闲暇，毕竟人的一生并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和展开的。正如马克思所洞见的那样，资本时代仍然是一个为社会化生活创造文明前提的阶段，共产主义才是开启社会生活的形态，“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到那时，劳动会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不是一种强迫性需要，劳动者将有可能实现身体与意志的有机统一。倘若我们的大脑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我们会很自然地去思考和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而过度忙碌占据了大脑这种超载状态会使人们不由得将“什么也不干”视为一种最高期待。无所事事是一种关乎沉思的能力，它与什么都不干截然不同。事实上，“人们并非想要完全不工作，而是尽可能地少工作”。因此，极简主义数字实践是通过复原数字成瘾者的注意力来引导他们回到注重实际的美好现实生活过程中去的一种积极行动，它不是简单而纯粹地回到过去的某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高级的复归，是带着数字技术朝向未来的一种日常生活调适。

三、脱离生产之境： 数字极简主义的解放限度

数字极简主义的一个优势或者说优点就在于它注重将场域与惯习紧密结合起来，即数字用户要想养成数字极简主义的理念和行动需要塑造出一定的环境或生活背景来予以支持。这种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想象力还不够，它脱离了数字化生活方式背后的物质生产结构，把生活想象成一种可以自我主宰的场域，如此就将数字成瘾招致的深层次不安变成了自我选择的一个意外结果，它忽视了我们被劫持的眼球并不仅仅是欲望被蛊惑和腐化的结果，还是技术与经济社会杂糅的结果，这决定了数字极简主义行动是小范围内的局部努力。尽管部分意志坚定且有着更高生活质量要求的知识工作者能够按照数字极简主义的信念行事，实现主我与客我之间的和谐，可是在变化的经济形势和工作条件面前，这种“故意的努力”常常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首先，尽管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它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经济生产方式的制约，因此脱离一定的生产方式来建设日常生活注定是可笑的、幼稚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边界上的张力。一般而言，劳资双方的谈判往往最终会表现为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8小时工作制就是工人阶级用血汗争取到的一个伟大成果。工作日属于生产世界，工作日以外的其他时间则属于日常生活世界。但是，随着数智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作已经由生产世界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既表现为工作场域的深化，也表现为工作时间的扩展和延伸。这也是数字极简主义会在拥有笔记本电脑这样具有强大生产力的现代机器后，却依然倡导要关闭其中的一些核心功能以回归深度工作的原因所在，数字技术破坏了本应实现高质量闲暇生活的日常生活世界。然而，聚焦于再生产平台的日常生活批判与重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将日常生活从生产中脱离出来进行专门的考察，因此有学者认为《资本论》与日常生活之间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直言：“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却少有人关注马克思为什么要把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要知道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对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注，马克思本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人们的生产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不是日常呢？人们生活的大多数时刻都是一种日常，生产、劳动、工作也是一种日常。可是为什么马克思要更多地谈及生产，而很少专指日常生活呢？归根结底，马克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始终对美好生活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抱有殷切的希望和诚挚的热情。马克思清楚地知道，日常生活是一种惰性的实践集合，倘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涉，人们很难从既有的生活模式中走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大进步就是它改变了封建制的停滞，通过生产促逼人们从日常生活的麻木中苏醒过来，张扬人类的主体性力量，从而去建设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因此，马克思的重点是通过生产的非资本化而回归本真的生活，生活在他那里从始至终都是目的。可是，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焦点聚于生活，革命的空间被锁住了，因为一旦强调日常就容易陷入日常生活世界的沉沦性，导致无法出离的理论困境。马克思之所以抓生产，就是因为生产是一种强大的变革性力量，它能够带来新的起点和新的希望。反之，脱离生产的日常生活展望必然会僵化为只能驻居于想象界的梦境。

其次，数字极简主义对技术的批判不够彻底，由于它立足于价值中立的技术解放，因而忽略了经济社会的变迁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技术的走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力，它还是一种生产关系，它要不断地吸取劳动力为它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技术不是数字用户想放下就能放下的装备，它受到人们所处的经济生活状况和认知水平的限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内容决定了媒介的温度和性质，“热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简言之，包容性技术致力于实现劳动最小化，它对使用者没有歧视性，而排斥性技术致力于垄断利益和权力，它制造区分和层级。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技术已经不再是由马克思时代的那些出于技能而精益求精的小生产者来发明，而是转向专业技术人才，“总体而言，技术人员通常与握有权柄的人而不是权力对象具有相同的观点，他们与经理、军官走在一起，而不是工人和士兵”。这一价值取向的改变让技术无歧视性的普遍性发生了部分质变。马克思的确主张技术无原罪，这在普遍范围内没有什么问题，并且指出工人阶级在反抗堕向终身沦为廉价劳动力的破坏技术运动中，砸毁机器无济于事，问题的根源在于随着资产阶级对机器体系的私人占有而出现的技术对工人的抽象统治，那么最终只有将一切机器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上升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工人阶级才有可能与机器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仅仅是拥有技术设备还不够，这只是形式上的权力，关键是掌握使用技术的实质权力，比如，即便是不玩手机也不会损失什么，更不会因此产生任何心理或精神上的不安。如今，普罗大众已经能够轻松购买到智能设备，但是常人却容易为数字成瘾所支配，这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占有了技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操控技术的权力仍然外在于他们，所以他们才会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

最后，作为一种使用技术的智慧或信念，数字极简主义有着鲜明的化用局限——这是一种私域的努力，在公域层面无能为力。“当信念付诸实践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际应用中，其局限性和矛盾都会变得明显。”数字极简主义之所以富有致命的吸引力，是因为数字用户在强迫性的技术使用中会本能地滋生出想要改变生活现状的欲望，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有很强的现实可操作性。对于那些专业技术人员而言，他们没有时间长时间地刷手机，专注于本职工作乃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比如会计、律师、医生和护士等。而对于大部分体力劳动者而言，他们更没有办法长时间使用手机，比如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人、商场里的柜姐、餐饮服务人员、摆摊的小贩和门口的保安等，他们只能在工作的间隙或者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刷刷手机。即便他们偶尔也会产生数字上瘾的倾向，但是现实生活背景和工作条件很快就会促使他们与数字技术进行剥离。深度的生活并不向所有的人敞开。数字极简主义的适用群体主要是知识工作者，因为其工作性质促使他们不得不长时间与数字技术打交道。可是即便它的适用群体如此清晰而明确，它依然无法普遍地将知识工作者从中解放出来。正如卡尔·纽波特最初所了解的那样，浮浅工作作为一种可视化的任务成为可能，与人们所处的时代和时代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倘若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去施展抱负，有谁愿意在浮浅工作中沉沦呢？另一方面，卡尔·纽波特倡导的数字极简行动后的深度工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让一些人惊喜地发现，更优质的生活质量与技术无关，这是一种把技术的使用框定在最必要的时间范围后的有效努力。也就是说，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方法论，能不能将其化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取决于数字用户化用智慧的能力。如此，数字极简主义就成为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选择，而这往往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每个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子，他无法脱离集体独自生活，因此他必然受到来自公共技术生活的制约。

结 语

“收音机和电视提供给我们的，并非真实生活的经验，而是一种伪现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伪生活（坐在他人旁边消费，而非和他人一起消费）中伪经历（坐在沙发里消费）这种伪现实（为了大众消费而上演的事件）。”这同样适用于那些在手机和电脑屏幕前成瘾的刷屏者，这种伪经历在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快捷的同时，也收割了他们体验真实生活的能力。数字成瘾与酒精成瘾、大麻成瘾、兴奋剂成瘾以及阿片类药物成瘾有所不同，它不是一种客观物质上的依赖，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痴迷、扭曲和赤贫，因为缺乏一个可以确保正确性的坚定可靠的保障或后盾，所以生活在多元价值和生活方式自由主义的背景之中常常要付出以往所未曾经历过的心理代价，而这很可能要求你独自承担后果。究竟是在深度中繁荣，还是在浮浅中沉沦，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经过审慎的思考就能均衡地把握权重的抉择，这需要人们在技术生活世界的变迁中敏锐地感知和积累技术生活世界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去过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与消费主义所不同的是，数字极简主义没有谴责人们数字成瘾，而是将问题转向使用数字设备本身。这当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在刷屏已经变得如此庸常而普遍以至于我们已经厌倦批评这种行为的大背景下，依然去质疑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沉沦的一种批判，它把问题指向了那些日用而不觉有何不妥的方面，而这种批判性思维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却欠缺的。

作者：周春林

作者单位：yl6809永利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