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是人创造的，其主体性是文化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堪称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性的本质属性。在阶级社会，革命文化的主体性必然具体化为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同时，由于社会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革命文化还呈现出发生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发展的传承性和创新性、实践的建设性和先进性等基本特性。正确认识这些基本特性，是进一步自觉确立并巩固革命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研究并推进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革命文化；阶级性；民族性［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革命文化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9AKS018）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是人创造的，并在人的传承中创新和发展；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不同的文化规定了人的生存样态。人作为文化的主体是必然的客观存在，区别只在于哪些人是主体、为哪些人服务、如何服务。主体性堪称文化首要的、基本的、前提性的本质属性。人们创造了文化，不等于必然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因而也不等于真正拥有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确立，须以文化自觉为前提。革命文化是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进而发生革命实践的产物，其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具体化为鲜明的阶级性、民族性或国家性，同时还进一步呈现出特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传承性和创新性、建设性和先进性等基本特性。这些特性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即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基本特性。正确认识这些基本特性，是进一步自觉确立并强化革命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研究并推进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进而传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一、革命文化主体的阶级性和民族性

观察现阶段有关“革命文化”基本概念的讨论不难发现，学界普遍将“革命文化”等同或默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有学者将之解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也有学者将之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独特文化形态。这些观点的共同点是一致默认革命文化的主体为中国共产党。虽然这几乎已成学界共识，但是“革命文化”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明确主体和指向。在这种情况下，把“革命文化”默认或等同于具体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在学理上并不严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源于实践的科学，它严谨准确，注重学理。概念术语的严谨规范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比较这两个概念，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个别，那么“革命文化”便是一般；一般不等于个别，个别也不等于一般。二者的辩证关系是，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因个别而存在；个别是一般的具体体现，但个别不能代替一般，一般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个别，否则就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偏差。

众所周知，革命文化与革命实践是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诚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一种形态。可以认为，哪里有革命实践，哪里就有革命文化；有什么样的革命实践，就有什么样的革命文化。历史上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化。就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他们有丰富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视其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辛亥革命结束封建专制、建立中华民国的伟大实践，以及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不仅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更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革命”迅速成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们救国救民的首要选择，也日益成为中国亿万民众摆脱压迫、争取自由的共同呼声。毛泽东就曾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革命，包括“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并肯定指出这些革命都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李达也曾指出：“概自古代公有土地制度崩坏以来，古代无阶级之社会一变而为有阶级之社会⋯⋯初期封建社会以成，此社会第一次大革命也⋯⋯高级封建社会以成，此社会第二次大革命也⋯⋯资本主义社会以成，此社会第三次大革命也⋯⋯无产阶级利用其生产上之优越势力，企图推翻有产阶级，树立社会主义经济，以期实现无产阶级之社会，此社会第四次大革命也⋯⋯历史所以诏示吾人者，社会之革命盖如此；其进行不已也，是亦社会进化必经之途径欤！”不难看出，毛泽东、李达所讲的人类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更替更新的伟大革命，与马克思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是一致的。历史上不同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实践，创造了不同阶级的革命文化，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革命及革命文化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特权和专利，而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进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实质就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必然产物。中国有阶级革命，外国也有，诸如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等都发生过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革命也都拥有各自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统治和压迫造成了被压迫、被侵略、被殖民国家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的各民族的革命以及相应的革命文化。民族性、国家性因而成为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基本特性。

由上可知，革命文化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是具体的，必然具有不同的文化主体。要深入研究革命文化，不仅要承认其主体的客观存在，更要明确其阶级性、民族性和国家性。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及革命文化，有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文化（如辛亥革命的文化），也有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不加限定、不加区别地使用“革命文化”这个概念，并将之等同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实际上恰恰遮蔽和模糊了革命文化的主体性，不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研究和建构。

二、革命文化发生的时代性和阶段性

革命及革命文化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追求特定目标而展开的历史活动及精神创造，其时代性与生俱来。革命不仅是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活动，也是古代社会的客观存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有关古代历史的记录中，如《周易》所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等，也体现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思想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革命存在于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活动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所决定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显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在古罗马的奴隶社会，“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则围绕土地所有权与人身依附关系展开，“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举摆脱了一切封建枷锁”，但农业无产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对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对解放生产力、破除封建关系、推动世界市场形成等方面的革命性作用，同时也指出其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进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才是最深刻最广泛最彻底最伟大的革命。

同时，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持续推进的过程，“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共产主义的发展也要分成“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进一步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并非“完全的共产主义”，将包含若干阶段，共产主义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形式。

关于古代中国的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至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将五四运动前统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把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不仅将我国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和发达两个不同阶段，还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也要分阶段发展，很可能会有几万个阶段，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都是革命。当然，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任务也不同，革命文化也因此必然具有特定时代特定阶段的独特性。

三、革命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革命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是由革命运动和革命实践及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所决定的。近代以来，“革命”一词被广泛使用。就社会各领域来看，有哲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文学革命、生态革命、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数字革命）、教育革命、医疗卫生革命，甚至还有污水革命、废水革命、厕所革命等；就产业结构而言，有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服务业革命等；就主客逻辑来说，有社会革命，也有自我革命；就革命方式而言，有暴力革命、武装革命、炸弹革命、和平革命等：“革命”一词几乎无所不及。今天再给“革命”这个词下定义，不得不跳出具体的不同的革命概念，尽可能作出更抽象的概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中，革命是改变世界，是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和状况、建设新世界的现实运动。毛泽东则作出“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的高度概括，这个“突变”可被视为哲学意义上的“质变”，“各种突变、飞跃”可指向一切事物的变革或质变。

那么，“革命文化”这个概念所指的是哪种意义上的革命呢？一般学者和党员干部首先想到的恐怕还是暴力的武装的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李泽厚、刘再复所著《告别革命》如此，改革开放后我们自上而下讲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或者把当代历史视为“后革命时代”，大意也如此。如前所述，今天讲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在很多人看来，传承弘扬的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但是，这个貌似已成定论的看法是否存在学理问题呢？我们把“革命、建设、改革”视为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或者视其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三部曲”等等，诸如此类的表述的确给人以“革命”已经完成或已成历史的深刻印象。但更多历史文献表明，对于“革命、建设、改革”三段论中的“革命”，最好将其理解为狭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广义的革命，即伟大社会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个话，是毛泽东同志讲的。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多次讲过这个话，我也多次讲过这个话。”这里所讲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革命”显然不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指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革命是指人类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演进和更替，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真正的革命”，即伟大社会革命。论及社会革命的发生，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恩格斯则强调：社会革命“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强调社会革命的内涵最为丰富，哪怕是我们最生僻最无知的领域，都会影响社会革命，同时社会革命也必将促进这些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就是说，一切其他领域的革命都包含在伟大社会革命的运动之中，社会革命的内涵最丰富最深刻。马克思还强调：“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的时候，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美的酒浆。

再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了“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目的和目标。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研究中国社会、宣传中国革命时，也大都使用“社会革命”这个概念。李大钊强调“共产主义非只主张政治的改革，其中尚含有经济的革命。社会革命为整个的革命，非部分的革命” 。李达则通过《现代社会学》《社会革命底商榷》等大量著作，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他分析指出：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导，为社会革命提供“完全科学和彻底革命的世界观” ；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第一步”，为社会革命的推进和展开提供根本保证；经济革命是社会革命的目的和中心，为社会革命提供不竭动力；而文化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关键环节和“最后的困难”，为社会革命“开辟途径” 。抗日战争时期，为反对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虚假宣传，毛泽东还专门提出：“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可见，李大钊、毛泽东以及党的主要创始人都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革命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文献及领导人讲话使用“社会革命”一词的频率大幅降低，大多以“革命”一词代替。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并重新阐释了“社会革命”这个重大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一百多年历史，明确认定为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他还满怀信心地说：“当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的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展示出其历史意义。”这样就把伟大社会革命的任务再一次与共产主义事业统一起来。诚如有学者阐释的那样，中国当前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其范围、深度、规模、广度都是极为宏大的：既包括改革开放这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又包括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自我革命；既包括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这样的发展观的深刻革命，也包括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既包括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的革命性重塑，也包括思想观念的革命。这并非对革命内涵的泛化和滥用，而是更加全面和充分的理解。如果共产党人不追求全面和充分的话，何以实现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无产阶级革命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充分发展的、最彻底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其革命内涵最为丰富。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释得很透彻了。马克思恩格斯用“共产主义革命”一词强调这场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无产阶级伟大社会革命不同于以往历史上其他一切阶级的社会革命，它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它绝不仅仅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或者其他某个领域的单一的革命。推而论之，我们所讲无产阶级或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应当是也只能是内涵极其丰富而深刻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文化，绝不只是狭义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

四、革命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创新性

革命文化的传承性和创新性取决于革命实践的传承性和创新性。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曲折，但总归是螺旋式不断向前进的，就是说人类的发展进步只能也必然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实现。历史文化是割不断的，人们总是要总结并借鉴历史经验的，总是要有所传承、有所扬弃、有所创新的，区别只在于传承和创新的程度、力度和速度。如前所述，革命是阶级社会的客观存在，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对于人类文明的促进和升级，恰恰取决于革命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升级。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进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总是在汲取人类思想文化智慧的基础上，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他们在批判的基础上扬弃了传统的革命思想和文化，进而创立并发展了能够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文化。奴隶主阶级的革命文化传承并超越了原始社会的文化，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文化传承并超越了奴隶主阶级的革命文化，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化传承并超越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传承并超越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既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也充分地客观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他们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与消费、商品与市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宗教与道德等多方面举证了资产阶级对人类历史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并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包括部分有所觉悟的或者破产了的资产阶级也先后“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并“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告诉我们：新社会总是孕育在旧社会母体的胎胞之中，因而新社会必将传承旧社会的某些生存基因。正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必将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作为人类革命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则必将传承、吸收、借鉴并创新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化成果。

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视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强调坚持“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既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在强调对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要加以吸收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本质上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是关于改变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是人类文化也是革命文化的又一基本特性。

新时代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三个重要概念，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理解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呢？学界或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发展中所孕育的文化，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创造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所创造的文化；或把革命文化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上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次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这三个层面的文化视为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先后关系了。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显指向传统和古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明显指向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当代。至于革命文化，如果将之限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所发生的时间就是已成历史的近代。但是，如本文第一、第三部分所述，革命文化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哪里有革命实践，哪里就有革命文化；有什么样的革命实践，就有什么样的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文化；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也是传承、发展和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伟大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传承发展的关系，更是包含和被包含的从属关系。

五、革命文化实践的建设性和先进性

提出革命文化实践的建设性和先进性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告别革命论”等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者看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不够”，革命是破坏，“是一种能量的消耗”，中国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发狂与幼稚”，“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它“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改良更接近于建设，更便于达到目的，是上策。革命则要破坏，离建设目的更远，是中策”，“五四运动既是革命运动，又是破坏运动。而革命、破坏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中策，这一点后来被忽略了，把革命、破坏当作最佳选择，当作上策，从而引导出革命崇拜与破坏主义”，“从五四运动到今天，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是破坏多而建设少”。很显然，这些言论无一例外，都把“革命”视为纯粹的暴力、单一的破坏，并借此否定了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也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重要历史地位。

把近现代中国革命特别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及其文化与社会建设和发展割裂开，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严重抹黑和亵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伟大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误读和曲解。由本文第三部分关于革命和革命文化内涵的讨论可知，建设性、先进性是历史上一切社会革命及其革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领导社会革命的阶级所代表的总是先进生产力，其目的和目标是推翻腐朽的旧政权，建立能够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政权、新社会，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众所周知，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新社会、新世界，即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并互为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伟大社会革命最终目标的深刻揭示和集中概括。如果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可见，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及其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先进的理论指导、先进的阶级领导，更体现在它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脉搏、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引领社会风尚、服务人民大众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特质上。如果说革命文化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所创造的文化形态，那么，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由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关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伟大复兴，同时造福全人类的先进的文化形态。

问题在于，伟大革命何以必须通过暴力和破坏来实现呢？马克思曾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动”。毛泽东也曾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发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腐朽无能的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同时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历史必然。革命因民不聊生而起，但是，剥削阶级和反动派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利用国家机器对革命阶级进行最残酷的镇压。因此，以暴制暴是革命阶级的无奈选择，直至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诚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夺取国家主权、取得统治地位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后才有条件和可能运用国家政权建设新社会。身处和平建设时期的人们，不仅很难体会遭受腐朽落后的反动阶级的残酷统治、严重压迫的深重苦难，而且也很难理解改变现状、建设新社会新秩序的艰难。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幼稚地以为革命者拒绝改良而执迷于暴力和破坏。

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摧毁旧世界，并不意味着迷恋暴力和破坏。如前所述，无产阶级被迫使用暴力，但从不排斥和放弃和平与改良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恩格斯在讨论“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时，曾明确表达了采取和平方式的愿望。他说：“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毛泽东也曾指出：“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进行暴力的武装斗争是古今中外革故鼎新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中得来的深刻教训。但是，暴力破坏永远是手段，和平建设始终是目的，破坏旧世界的目的全在于建设新世界。这一点连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都阐释得很清晰，强调革命乃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何况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把自己的伟大革命定格在简单地破坏现存社会的层面上。致力于建设新社会、建设新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高度关注并及时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经济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工作，延安时期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今天，当我们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视为伟大社会革命的奋斗历程时，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实践的建设性更是一目了然，毋庸置疑。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革命”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社会革命，因而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便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文化。坚持大历史观、大革命观和大文化观，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革命文化放在人类革命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即放在人类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社会革命的宏大视野之中加以考察和审视，才能极大地拓展和丰富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的深刻内涵，以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文化，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消除“告别革命论”等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

［作者简介］

孙武安，海南师范大学yl6809永利博士生导师、永利集团yl6809二级教授。

杨瑞平，海南师范大学yl6809永利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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